高手在民間，瓷器收藏也不例外!

瓷器的真偽鑒定一直是困擾文博界和藏家的大問題，

鑒定市場的主體是，

的認知水平是所謂標準器認知量的多少，

這些標準器一般是目前的館藏品，

目前形成的瓷器鑒定的定論或學說就是館藏品這塊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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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要問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各代官窯瓷器生產了多少？

有多少在現在的博物館中？

這是瓷器鑒定認識論中不能回避的，

館藏品所占的權重如果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比重，一切結論豈不是管窺之見，

對浩瀚的巨量的中國瓷器將是毀滅性的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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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試圖站在歷史的視角用辯證的思維邏輯，認識館藏品這塊基石的大小。

在歷史的長河中，

我們誰也無法準確知道某一朝代為皇宮生產了多少官窯瓷器，

但是從已知的歷史記載。

無論是民窯還是官窯，歷代瓷器生產量是的，

官窯無非是作為當時的硬通貨作國家儲備國庫用（極少量作為皇親國戚擺設把玩），

民窯瓷器主要作為生活必需品和擺設，還有相當部分是出口。

歷代皇宮很少量的滿足皇宮日用、觀賞、賞賜、慶典、祭祀、和隨葬的需要，

但瓷器作為硬通貨儲備數量是非常龐大的，每年生產幾十萬件是正常的。

在檔案中能找到相關的信息，

比如據《大明會典》記載，宣德八年(1433年)，朝廷一次就下達了要景德鎮燒造龍鳳瓷器443500件的任務。

宣德朝雖然只有十年，可以估計官窯瓷器需求在百萬件數量級是客觀的，

元明各朝比宣德有長有短，生產的官瓷應在幾十萬件至幾百萬件，這樣的邏輯推斷是成立的。

可是故宮元代官窯瓷器不多，明代瓷器成化以前的瓷器也就區區數百件，

其他各大博物館元代和明代早期的也，

大量的官窯瓷器都去了哪里？

各朝官窯瓷器改朝換代后的去向

1、動蕩轉移，新老更代大部分是通過戰爭而實現，

每次更替使得當權者不得不考慮有流通價值的瓷器搬遷轉移，

使得大量的官窯轉移民間窯藏。

在那個動蕩年代，百姓和富人也是想到的把瓷器藏起來，

這個流出的量是的。

2、在國家應急時作為硬通貨變賣，這個量也是的，

官窯本身在當年就是有價值的流通貨幣，國內外均可流通，

就相當于現在國家向民間發行“有款”的人民幣和債券道理是差不多的。

根據記載，嘉慶五年，總管內務府奉旨“將廣儲司六庫久儲物品可酌量售變”，“擬招商變價物件清單：

康熙年款瓷器55115件，

雍正年款瓷器37111件，

乾隆年款瓷器99699件，

連無款粗瓷器198336件”。

嘉慶十二年內務府奉旨庫存瓷器內變價10萬件，

“隨傳集各商人等赴庫逐款看視，所出價銀多寡不一，

唯商人喬文郁愿出價銀4311兩9錢1分2厘，與崇文門經紀所估價銀有盈”。

這些記載證明，當年官窯作為國家儲備財富在流通使用，流通至民間的量是很大的。

3、自然損耗，自然損耗有二種情況：

一是在宮里使用過程中的正常損耗，這種損耗對存世量可以不予考慮，因為損耗量皇宮要維持正常需要必及時補充；

二是改朝換代時的損耗，這種損耗數量較大且不會彌補，

分為兩種情況：

一種是溫和式改朝換代，老子死了太子繼承，原有瓷器損耗少。

另一種是革命式改朝換代，如明朝推翻元朝，或永樂代替建文通過武裝奪取政權，瓷器損壞多。

4、賞賜用瓷，歷代皇宮會將官窯瓷器當做禮物賞賜給王公和有功之人以及附屬國的使節等，且數量，是歷代官窯瓷器流向民間主要途徑之一。

這是一個可能引起誤解的話題，但卻是實實在在的記載。

乾隆二十三年六月，皇帝三次下旨將8511件瓷器拿出宮外變價，地點崇文門。“

乾隆十六、二十三、三十五等年宮廷在外變價琢器5100件，圓器117668件”。

另外，還有一部分御用瓷器并未進宮，十選一，百選一的入宮了，剩余部分在景德鎮當地就變價了。

乾隆七年六月十四日，皇帝給遠在景德鎮的唐英下旨：挑選用得的送進，其他用不得的不必送京，即在當地變價。

乾隆三十七年，在景德鎮變賣瓷器得銀1291兩1錢6分3厘。

嘉慶五年，總管內務府奉旨“將廣儲司六庫久儲物品可酌量售變”，

“擬招商變價物件清單：康熙年款瓷器55115件，雍正年款瓷器37111件，乾隆年款瓷器99699件，連無款粗瓷器198336件”。

嘉慶十二年內務府奉旨庫存瓷器內變價10萬件，

“隨傳集各商人等赴庫逐款看視，所出價銀多寡不一，

唯商人喬文郁愿出價銀4311兩9錢1分2厘，與崇文門經紀所估價銀有盈”。

嘉慶十四年，“瓷庫現存圓琢瓷器329350件”，

“招商售變圓琢瓷器15萬件”

“招商認買先將價銀交納廣儲司銀庫后再赴各庫領取物件”。

“按上次售變價招商認買，唯商人李賡揚投遞認呈，

情愿出價銀14487兩2錢5分。其中尊262件、瓶4381件、罐925件、碗80504件”。

嘉慶年間的三次大招商、大變賣，約45萬件瓷器從宮中流向了民間，

康雍乾三朝的瓷器精華幾乎傾巢而出。

賞賜用瓷，

歷代皇宮會將官窯瓷器當做禮物賞賜給王公和有功之人以及附屬國的使節等，且數量，是歷代官窯瓷器流向民間主要途徑之一。

當改朝換代時，

因為當時的交通條件限制有很多在路途運往皇宮的瓷器不會再運進宮里，

由于信息傳遞手段的限制御窯廠的生產不會馬上停止，

因此路途上的和御窯廠的庫存會流向民間，這應是一個不小的數字。

官窯瓷器流向民間后的去向

1、自然損毀，大量的官窯瓷器改朝換代后從宮里流向民間，

隨著時間的推移價值會越來越高一定會向有錢人手里集中，

不會當一般日用瓷使用，從出土瓷器大部分沒有使用痕跡得到證明，

但各種原因會損毀一部分，但比例不會太大。

2、傳世流轉，若干朝代后有一部分傳世品會當做古董流回宮里，供把玩欣賞。

如萬歷時期收一對成化雞缸杯要花十萬金。

還有大部分在民間富人或收藏家手里繼續流傳。

3、埋入地下，本朝的官窯瓷器在當朝有很多是賜給皇親國戚或有功之人做隨葬品的，民間也一直有厚葬之風。

當一些持有官窯瓷器的人死去會當做隨葬品一同埋入地下；

另一種情況是持有官窯瓷器的人在社會動亂時期會把瓷器當做財富埋入地下，即窖藏。

種種原因埋入地下是官窯瓷器的去向。

目前館藏品數量只是存量的冰山一角

中國自唐代至明清上千年的時間，官窯瓷器一直沒有停止燒造。

因為要維持皇宮數量龐大的日用、觀賞、賞賜、慶典、祭祀和隨葬(唐三彩全部是為隨葬燒造的)的需要。

朝代更替多少次，皇宮里的瓷器就像更換貨幣一樣替換多少次，

隨著時間的推移，流向民間的瓷器會隨著厚葬之風，

或為了躲避戰亂當做財富埋入地下，在民間傳世的會越來越少，

其中一小部分被后代皇宮當做古董收入宮里。

解放后被文物單位當做文物征集到博物館中，

有一少部分隨葬品和窖藏被文物單位挖掘出來。

從以上邏輯分析來看，流入民間一直傳世的是少數，這少數中被征集入宮的是少數；

地下被文博單位挖掘的是少數，都說十墓九空，這九空中文博單位正式考古挖掘的占多少？

中國上千年中帝王將相、王公隨葬瓷器的有多少人？

把官窯瓷器當做財富收藏而又隨葬的人有多少？

把官窯瓷器當做財富窖藏的有多少？

站在歷史的大視角從邏輯上講這肯定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

 是博物館的瓷器數量和品種無法比擬的，

博物館的現存瓷器在數量和品種上只占極小一部分，

也就無法代表中國瓷器的整體水平，同樣“”的認知水平也就受此

以來，中國的經濟建設飛速發展，

城鄉建設、高速公路、鐵路建設等大型設施建設規模是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無法比擬的，

地下埋藏瓷器的出土量也必然是的；

由于中國歷史上的收藏熱的興起，利益的驅使盜墓人數、手段和規模也是的，這些地下出來的東西進到博物館的有幾件？

從邏輯上講地下儲藏的文物數量是的，這些年出土量是客觀的吧？

大量的出土瓷器沒進博物館是客觀的吧？

那么的出土瓷器肯定在民間也一定是客觀的！

有些民間收藏家的珍貴品種和數量遠遠超過國字頭博物館是不爭的事實。

因而從邏輯上講在地下埋藏的和已經被挖掘收藏在民間的瓷器是中國瓷器文物的主體，博物館的瓷器不管是數量還是品種只是冰山一角。

認知基石太小，片段不足以代表整體

局限于館藏品的認知已形成的結論會顯得幼稚可笑，

比如都講“成化無大器”，試問成化皇帝舉行或祭祀活動，只用雞缸杯天字罐嗎？

如改為“館藏成化無大器”到可以理解。

面對已出土的巨量的民間藏品和少得可憐的館藏文物，

對文博界的認知水平是一個挑戰，

你沒有掌握充分的實物資料，所形成的結論一定是片面的或錯誤的。

那些人云亦云的謬誤之說如：

元青花一出現就是顆參天大樹全世界就300件，汝窯就67件，

元青花、洪武瓷器沒有帶款的，永樂青花款就3件，銅紅釉創燒于永宣，烏金釉、琺瑯彩創燒于康熙等等......

在可憐的館藏品認知基石上得出這些幼稚片面的結論就不難理解了，

如果前面加三個字“館藏品”就可理解了，

如放在浩瀚的文物面前這是可笑的管窺之見！

試想讓有限認知的“”用以上的結論去鑒定浩瀚的文物會出現什么結果？

可想而知。

民間藏家與相比信息不對稱的局面已成歷史甚至某些方面已經倒轉

1、民間藏家不缺少人才、智慧、知識、膽識和經驗。

2、手里研究標本受到局限：

館藏品不是想上手就上手，再說就某個博物館藏品都是很有限的，甚至比不上一位民間藏家的藏品多！

3、不接觸市場，缺乏實戰經驗：

民間藏家是真金白銀練出來的，一件東西整不明白覺都睡不著。

出土瓷器普遍有兩個特點：

一是新，大部分入土前沒有使用過。

很多窯藏沒有空氣沒有陽光，自然就沒有所謂象傳世件那樣的“包漿”，

出土后和新的一樣，和傳世品老化特征差距很大。

二是品種多，很多品種是館藏中沒有的。

這對看慣了有限館藏品和傳世品的人信息庫是個挑戰，

以現有陶瓷史中記載的品種和得出的結論明顯與真實的歷史不符，

如宋代的青花五彩品種讓青花五彩創燒于明代的結論顯得幼稚可笑。

更可笑的是，有些出土瓷器到了地攤到成了贗品的標準器，

因為一些人對地攤的認識是99%以上都是贗品，

只要在地攤上見到的就簡單地視為贗品。

目前文博界對造假能力缺乏研究，過于高估了造假的能力。

已知的景德鎮有大師頭銜的人是不會去參與造假的，

因為市場已經把大師級作品炒到了的價格，

幾萬甚至幾百萬的不是新聞，已經遠遠超過出土真品的價格不知多少倍。

出土官窯都是當年不惜血本的之作，

水平不知要現在的大師多少倍，工藝原料已今非昔比，

即使大師去仿也未必仿到位，還丟了名聲。

從邏輯上講現在的大師為名為利是不可能參與造假的。

試想現在的匠人的技藝怎與古代的大師相比，其作品怎會以假亂真？

仿制的贗品和真品有天壤之別，

業內高人去景德鎮6年，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找到這樣的仿制窯廠。

那些被鑒定為高仿的其實都是出土真品，

很多窯廠收購后當工藝品出售，價格比市場加工的成本還低。

 目前的收藏主要在之后，

很多空白等待我們幾代人的不斷研究努力，

本著對歷史負責，對中華文化負責的精神，多研究多深入基層，虛心求教，

這才會是鑒定取得進步。